论湖湘文化是具湖南地方特色的文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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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谷嘉

湖湘文化是建设湖南经济和文化的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这已日益深入人心。但什么是湖湘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是否千年来支配湖南地域的文化形态?至今人民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这种认识上的歧见,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湖南学术界就存在。

概括地说,当时主要有四种不同看法:其一,湖南古代为楚地,湖南文化当属楚文化系统,因此,楚文化是湖南地域的文化表现形态;其二,湖南文化虽属楚文化的体系,但湖南文化也具有自己的个性,因此,湖南文化应是湘楚文化的表现形态;其三,湖北荆州之地是楚之重地,是楚文化的中心,因此有的学者以为与其笼统地提楚文化,倒不如提荆州文化为湖南地域文化形态;其四,湖南地域的文化形态,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湘楚文化,更不是荆楚文化,而是具有湖南地方特质的湖湘文化,楚文化虽对湖湘文化有一定影响,但它只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中原儒家文化更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不能把楚文化等同于湖湘文化,否认湖湘文化是祖国百花园中重要的而颇具湖南特色的文化形态存在。

对于以上意见,经过八十年代文化热时的讨论,湖南学术界认识基本趋于一致,认同了代表湖南地域的文化乃是湖湘文化,以及湖湘文化传播三湘,广及湖南全境,老少皆知,招引千万群众建设湖南经济文化的一面大旗。

虽然大家认定湖湘文化,但什么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究竟与楚文化有何联系和区别,并不是大家都很清楚,在一部分同志中仍有疑虑。因此,准确诠释湖湘文化的深刻的意蕴,明乎湖湘文化的特质,这对振兴湖湘文化精神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湖湘文化是宋代湖湘学派形成后所出现的颇具湖南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换言之,湖湘文化是楚文化裂变之后在楚地出现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众所周知,古代即战国时期的楚国疆域极其广大,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地。当时不但在政治上归于统一,由楚国管辖,在文化上也受老子、庄子以及屈原的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楚文化的支配。这就是湖南与楚文化的渊源的由来,也是有人把楚文化视为湖南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的依据。但历史是变动的,秦统一六国而确立全国性政权统治之后,楚国随之瓦解,经汉、魏晋、隋、唐、宋诸朝代的历史发展与演进,原支配楚地的文化也发生了裂变,先后出现了不同于楚文化而各自代表一定地域特色的文化,如吴越文化、徽文化、赣文化、中原文化、湖湘文化等。历史表明,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上述文化形态虽与楚文化有一定联系,但已不是传统意义的楚文化了。如果我们坚守原属楚地的文化仍然是封闭的不变的楚文化,那么我们无法理解在原楚地出现的上述吴越文化、徽文化、中原文化、湖湘文化等各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形态。由此可见,以湖南作原楚地为据而否认湖湘文化是具湖南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是难于成立的。

为什么湖湘文化是宋代湖湘学派形成后所出现的颇具湖南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呢?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理论体系基础上的,哲学是时代的精华,是人类文明史发展的基础,举凡一种文化的出现都要以哲学变革为先导。楚文化之所以是楚文化,就在于楚地产生了老子、庄子、屈原等思想家,形成了以老庄为代表的哲学体系,楚文化便是由此哲学体系辐射和扩散的成果,老子和庄子被奉为楚文化的代表与奠基人。

同样,当今深入我国人心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辐射的成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文化,不可能有优于以往历史上任何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和形态,这是已为历史所反复证明的真理。检视历史,在宋代之所以出现区别于楚文化的而赋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湖湘文化,就在于当时的南宋时期,我们湖南出现了以胡宏和张栻为代表的哲学流派即湖湘学派。这是湖南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颇具地方特色的哲学学派。以“性”为宇宙本体的湖湘学派,既与程朱理学流派有别,也与陆九渊心学派相异,并与张载的气本论理学不同,在理学中独树一帜,当时有“湖湘学最盛”之称。随着湖湘哲学学派的出现,湖南文化由此进入了大的发展时期,学术上呈现了空前的繁荣,最能显现当时湖南文化和学术发展的两个标志是,以湖湘学派为研究基地的岳麓书院,名声大振,为天下四大书院之首,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教育中心之一。另一个标志是,因岳麓书院是湖湘学派的基地,故成为全国学术的重镇,为世人关注的全国的重要学术中心。不仅如此,对湖湘文化有创始之功的胡宏和张栻,备受史家称道,尊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把张栻与中原文献之学的代表吕祖谦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齐名,尊称“东南三贤。”著名史籍《宋元学案》特辑有“五峰(胡宏)学案”、“南轩学案”、“岳麓诸儒学案”等,以昌明湖湘学之盛。张栻亦被《宋史》列入远比《儒林传》地位高的《道学传》,被南宋最高统治者理宗皇帝诏封华阳伯,从祀孔子庙庭,以上所列史迹都真实记录了南宋时期湖南文化发展的繁荣景象,记录了湖湘哲学学派对湖南文化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也表明了楚文化在湖南裂变的情景。

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哲学体系的确立,为南宋时期湖南新文化形态即湖湘文化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不仅为此文化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赋予了人们创造新文化的灵魂和智慧,同时也规定了湖湘文化的特质和价值。我们完全可以说,南宋时期湖南哲学学派,诱发了湖南文化的大变动,从而在此变动中产生了一种颇具湖南地方特色的新的文化形态即湖湘文化。历史已表明,没有胡宏、张栻性本论哲学体系,就不可能有南宋时期湖南文化大发展,不可能有别于传统楚文化的湖湘文化形态的出现。反过来说,在宋代之前,由于湖南未出现相对独立的哲学学派,所以它不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换言之,它只能属于楚文化的范畴。这是我们对湖湘文化这一概念的基本认识。

为什么湖湘哲学在理学中独树一帜呢?就在于它提出“性”是宇宙的本性,质言之,宇宙本体既不是“理”,也不是“心”或者“气”,而是“性”。胡宏说:“性,天下之大本也。”(《胡宏集·知言附录一》)。又说“非性无物”(《知言·一气》)。张栻秉承师说,指出“天下之言理者,性也。”(《南轩交集·答周允升》),张栻认为无“性”则无“理”。“性”才是世界的本体或者说是本源,世界万事万物都于“性”,是“性”所派生,“性”是世界所有一切事物总根源,世界一切事物受其支配。何谓“性”呢?概言之,“性”是对人的实体的抽象。具体言之,“性”既是对人生命体的物质存在形式的抽象,也是对人有意识活动的精神存在形式的抽象,“性”涵盖人的精神和人的生命体存在即物性的双重属性。以“性”为宇宙本体在其理论上的意义极为明显,这给人在世界上的一个明确定位,即肯定了人在世界上的主宰地位。回溯历史,人和人类在世界上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历史是思想家和哲人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如果对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一无所知,人要走向自立无法实现,人永远也无法摆脱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所具有的那种直接性和本能性,由此人的尊严和价值也无从谈起。人文精神体系建构便失去了基本的理论前提。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从先秦时期开始,思想家对人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了多方论证。他们认为人和人类不是一般的生命体,换言之,人是世界上的一种特殊生命体,他们有时称之为宇宙的精华,有时称之为天地之灵秀,儒家把人与天地并列,称天、地、人为“三材”。认为人具有天地一样的崇高和伟大,人的存在具有世界上其他物类不可比拟和取代的普遍意义和价值。道家也认为世界除了天地之外,人是最伟大。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矣。”在先秦以后,关于人在世界定位的论述不绝如缕。汉代大儒董仲舒认为在天地之中,人最为显贵。他说:“人之超然于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董仲舒认为天地间虽存在着万物,但这都只不过是为人所设,“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食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春秋繁露·服制家》)。在董仲舒看来,“天地之精华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类似把人置于世界显贵地位的认识,几乎历代哲人均如此。如宋代理学家几乎都一致认为万物之灵、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如北宋理学家周敦颐说:“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总之,历代思想家和哲人都认为,人在世界上居于一种特殊地位,不能把人作物类看待,不能把人作一般生命体看待,人应从世界定位中把握自己,不能与物相混同,更不能受其他物类所支配,人应该自重,维护自己的自立地位,人应该自尊,维护其自己独有的尊严和价值。以上是我们先人对人在世界上定位的一个明确认识,表现了先人们对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关注的人文精神。

但是先人们的对人地位认识带有直观性,对因于直观而得,他们在把人与世界其他物类的比较观察中,确实感动人与其他物类有特别的地方,不能与物混同看待,所谓人为万物之灵和天地之精,便是从此直观中得到的认识。另外,儒家如孟子确实也企图从理论上划分人与禽兽、人与其它物类的本质区别,但他把这种区别归之道德属性有无,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不能看作一般生命体,就在于人具有道德的属性。孔子的“仁者人也”的命题,也是从道德属性上定义人。总之,先人们虽然意识到了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但他们没有从哲学本体论高度定位人。人在宇宙的定位论述虽源远流长,但直到南宋时期湖湘性本论哲学才给人的定位一个具有哲学高度的理论解析。

以胡宏与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在先人认识的基础上把人在世界定位的论证提升到了更高的理论层次,提到了哲学本体的高度论证,由直观进入到哲学的思辨。提出“性”是宇宙本体,这是把宇宙人化了,凸显了人在宇宙中的主宰地位。如果说先人把人与天地并列,构成以人与天地相合的“天人合一”的理论形式,那么以“性”为宇宙本体则对天人关系作了新的定位,天人关系不是并列的关系,人在此关系中居于支配的地位。与此联系的“天人合一”也不是以人与天相结合的理论形式,而倒过来变成了天以人相结合,实质上可表述为“天人合一”的理论形式。通过哲学思辨,把先秦以来从直观和道德属性论述人在世界上的定位,提升到了哲学本体的最高理论层次,为确立人在世界上的主宰性地位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把人在世界上的主宰性作出了赋有真实理论意义的说明。虽然这并不是宇宙体和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科学的、唯物的揭示和说明,但在理论上并不失其意义。首先,性本论是对程朱理学扼杀的主动精神的反动,程朱理学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世界一切受“理”的绝对支配,人只能服从于相似于神的绝对精神的“理”,受“理”的绝对支配,失去了人的自立、自主的能动精神。湖湘学派奉行的性本论则与此不同,提出以“性”为宇宙本体,肯定了人在宇宙中居于主宰地位,人既不受神的安排,也不受其物类的支配。在湖湘学派看来,世界由人统治,世界也可以由人改变其面貌,自然和社会面貌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力精神的发挥,人的能动性的作用被湖湘学派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地位意味着责任,既然人居于世界的主宰地位,那么人就应该肩负着与此地位相称的责任与义务,人应该以敢作敢为的姿态立于世界,要有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由此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得以萌发并成为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这说明,湖湘文化敢为天下先的基本精神是有理论上的依据,也有近千年湖南历史发展事实所证明,理论和实际都证明以敢为天下先的湖湘文化精神,这既非是臆造,也非是赶时髦的空话和套话。

另外,上述性本论的哲学也铸造了湖湘文化的包容精神,培育了湖湘文化范围天地的伟大胸怀。诚如上述,思想家胡宏和张栻提出“性”是兼具人性、物性的最高哲学范畴,“性”既是意识的人的精神存在,“性”也是生命体的物质存在。众所周知,精神乃为人所固有而其他物类不具,因此,称之为精神的人性自然是普遍性的精神存在。那么包含在“性”内的物性是否也具有普遍的意义呢?张栻既能把人的生命体的物性包含性本体在内,这无疑此物性也具有普遍意义了。“性”由此便是包容物质与精神的最高哲学范畴了。宇宙间存在的物质与精神的壁垒、人与物的差别都消融在“性”中了。以此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观察世界,人们必然在思想和文化上有广阔的视眼,有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从而带来思想和文化的变化。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性本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和浸润下,湖南文风、学风大变。这种思想文化上的变化,首先是湖湘学派的基地岳麓书院启动的。岳麓书院虽是南宋时期的学术重镇,是湖湘学的研发重地,但岳麓书院在张栻主持下,对各家各派洞开大门,百家争鸣。在中国历史上首开了学术讨论的先河即人们熟知的“朱张会讲”。在书院讲坛上先后由各家学术大师讲学传道。既有与湖湘性本论理学颇存歧见的理学大学朱熹在此开讲传道,也有与理学相对立的事功学派的代表陈傅良讲学授徒。继后至明代又有心学派大师王阳明及其弟子罗洪先、张元汴来岳麓书院讲心学。各个学派不存门户,相互交融、吸取,突出表现了湖湘文风、学风的开放和包容的风格。即使到清代虽然呈现出汉学、宋学形同水火,但岳麓书院敞开胸怀,汉、宋包容。开放与包容成为湖湘文风、学风的传统。这既是湖湘文化体系深层结构文化形态即精英文化的表现。同时,在此精英文化的带动和浸润下也成为了整个湖湘文化体系的风格,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湖湘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精神,这已为理论和实践所证明的不容置疑的事实。

另外,人们所重视的湖湘文化务实和重致用的基本精神,也可从以性为宇体的湖湘哲学体系中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或者说湖湘哲学为此提供了理论基础。湖湘哲学虽然以“性”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但这与陆象山的心学派有本质上的区别,最主要的“性”不象心学派的“心”绝对排斥物的客观存在,“性”不但不排斥物,相反的,诚如上述,“性”中包含着物性,这虽然不是哲学唯物主义,但湖湘性本论哲学毕竟与心学派的心本论有区别,它并不认为“心”即精神是世界的唯一真实存在。既然“性”包含了物性。因此,宣示人们不要在精神上空转,换言之,在精神世界之外还存在物质世界的天地,在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动精神同时,也要顾及客观的实在,要尊重客观,要务实。由此形成了湖湘学派务实和究日用学风。性本论哲学创始人对当时不究实用的弊病屡有针砭。他对此批评说:“……而后知学者多寻空言,不究实用,平居高谈性命之际,叠叠可听,临事茫然,不知性命之所在多矣。”(《五峰集》卷二)对胡宏思想发扬光大者、湖湘哲学另一重要创始人张栻也指出“道德性命之学,初不外乎日用之实”,指出为学不务实,不得真知,“若如今人之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耳”(《南轩集·答朱元晦》)。学生胡广仲“贵实而耻空言”而受张栻备加赞许。曹植在回忆其老师张栻的教诲时说“以为士君子之学,不过一实事”(《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著名思想家吕祖谦对张栻务实精神极加陈道:“张荆州(即张栻)教人以圣贤语言见之行事,因行事变求之圣贤圣贤言语”(同上《南轩学案》),与此相反,朱熹却对此指责说:“只说践履而不务穷理,亦非小病”(《朱子文集·答詹体仁》)。张栻一生身体力行,居学“心忧天下”,用世则“康济时艰”,以关心民瘼和抗金名于世。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子“多留意经济之学”,其流风所被,化及千年,形成务实而重致用的湖湘文化的精神。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湖湘文化所表现的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或是湖湘文化的包容和开放的精神,或是务实和重致用的精神,等等,都说明湖南由楚文化向湖湘文化的变革而最终取代楚文化乃因缘哲学的变革为其先导,这就是说,南宋时期湖南崛起的性本论哲学体系为湖湘的文化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为它铸造了灵魂,提供了理论基础。如果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和辐射的产物而表深信不疑。那么湖湘文化体系的奠定则源于湖湘哲学,这无疑再次印证了文化的变革是以哲学变革为先导的历史法则,这不是推论,这是历史的客观的事实。历史已表明,没有南宋时期以胡宏、张栻为代表湖湘哲学的崛起,不可能有湖湘文化取代楚文化变革。在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湖湘文化作为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一种区域文化有其特定的时空,具体而言,在时间上限定在南宋时期及其以后千年发展,也就是说在此湖湘哲学出现以前,湖南受楚文化的支配,不曾有湖南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即湖湘文化。与此相联系的湖湘文化在空间上限于三湘领域,不代表湖南地域以外的广大楚地的文化;(二)湖湘文化是对楚文化的裂变和变革,因此,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但湖湘文化不等于楚文化,这是二种不同质的文化形态,不能混淆。有人以湖南曾是屈原和贾谊活动之地,有“屈贾之乡”之称,就把湖湘文化等同于楚文化,这不仅在理论上说不过去,也不符合自宋代以湖南历史发展的事实。(三)性本论哲学虽为张栻的老师胡宏首提,但对此哲学的发展和光大则是学生张栻。张栻在岳麓书院营造了湖湘学派的基地,奠定了湖湘学的研发中心,培养大批湖湘学子,培育新一代的湖湘学风和文风,以致湖湘文化的体系最终得以形成和确立。所以,岳麓书院当之无愧是湖湘文化的发源地,而在此主教的思想家张栻当是湖湘文化最重要的奠基人。以上就是我们对湖湘文化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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