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优秀精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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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总书记将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与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同视为我党的立党之本,这一重要理论为我国新世纪的高等教育指明了方向。所谓先进文化,就应该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为先进的生产力和广大人民美好的未来举旗领航的文化。文化的根本使命在育人,今天的青年大学生是先进文化的承载者和创造者,要使先进文化为人民大众所认同和掌握,从现在起,就必须用先进文化去培育和造就一代知识青年,使他们在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中,通过价值体系的构建,审美情操的熏陶,从而建立一种不断追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文化意识。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传统。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今天发展创造先进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一切有志于推动和建设先进文化的青年。首先必须研究和认识传统文化。湖湘文化就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又是湖湘各族人民杜会风俗、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和科学文化的总和。从文化层次上看,湖湘文化可划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大方面;从文化表现形式上看,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部分。我们今天所讲的湖湘文化精神乃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这种精神,即是一个地区群体有别于其他地区群体那些特质的总和。它充分表现出湖湘地区人民品性、风格、气度和他们的价值观等。

湖湘文化中的精神传统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弦歌不绝。她上接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传统;中经北宋大思想家周敦颐奠基,又由湖湘学派代表人物胡宏、胡安国等广为传播;到近代,产生了一批又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诸如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陈天华、黄兴、蔡锷等;延及现代,又产生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批又一批湖湘文化哺育出来的英雄豪杰,他们又进一步将湖湘文化发扬光大,使之如日中天,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文化的社会功用,影响甚至左右着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军事、思想等领域的变化。

翻开历史,为什么湖湘传人英才辈出,俊彦如云?不能否认,湖湘文化精神是其力量源泉。湖湘文化的优秀精神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湖湘文化中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十分突出的。自古至今,历代湖湘子弟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赴汤蹈火、舍生忘死的事迹层出不穷。虽然这是中华民族的一种普遍精神,但这种精神在湖湘文化传统中显得尤为突出。正因如此,在湖湘大地涌现出一大批令举国瞩目的爱国志士。

爱国主义诗人、楚文化的代表人物屈原就是其中杰出代表。屈原被流放湘西北十年,在沅湘,他写下了《离骚》等闪烁着爱国主义激情的瑰丽诗篇。当秦兵逼近洞庭湖时,屈原在悲痛中投汨罗江以身殉国。他的诗篇、他的爱国深情在三湘四水日夜不息地奔腾,成为湖湘弟子爱国主义精神的源泉。当元兵入侵时,湖湘学派的重要讲学基地岳麓书院的师生奋起抵抗元军,坚守长沙城,几百人几乎全部殉难,写下了一篇悲壮的爱国主义史诗。自岳麓师生英勇抗元以后,明末清初之际岳麓书院学生中又出了一位坚决抗击清兵入侵的爱国主义大思想家王夫之。1647年,当清兵进攻湖南衡州时,王夫之在衡山举起保家卫国的旗帜。不仅如此,他往往把爱国深情化作理性沉思,在他的著作中,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得炽热而充分。正因为王船山所有著述中都贯穿着刻骨铭心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他的学说在湖湘后世学子心中占据了一个特别显赫的地位。维新志士谭嗣同在近代中国面临危亡之际.为了唤醒民众,不惜以身殉国。时务学堂的学生为了救亡积极投身维新变法运动,并表示“中国不昌,吾死不瞑”。以毛泽东、刘少奇等湖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昌盛不惜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从屈原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虽然历经了漫长的岁月,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湖湘弟子的拳拳爱国之心代代相传,始终未变。

第二,经世致用、躬行实践的务实精神。

湖湘文化传统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躬行实践”、“重经世致用”,总括起来说就是不尚空谈,而求务实,湖南历代学者都十分强调“行”的重要,即实践的重要。

湖湘学派创始人胡宏认为“体”与“用”是不可分割的。所谓“体”即指理论层面,“用”即指实践层面。有了体而不致于用,则与“异端”同。对于圣哲理论,先是要了解,但最后还要落实到“行”上,所以他再三强调要“行之行之又行之”。

胡宏的求实精神对湖南后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张与王夫之在知行观上都直接继承了胡宏的重实精神。他们在论述“知”、“行”关系时,都强调“行”的重要性,他们都认为“知”(即通过学习认识道理)的重要在于能使人明白事理,而“行”(即实行)则能使人们的正确认识付诸实践。张是岳麓书院主教,王夫之是书院学生,而岳麓书院又是湖湘学派的重镇,可见,岳麓书院的教育传统也是历来都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岳麓书院学生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唐才常等都是求实务实的典型。

湖湘文化中的求实精神从湖湘学派开始,经道咸之际的湘籍经世派发扬,到维新运动中,便在湖湘大地上发出一股强劲的重实学的风气。这种精神促使一大批新式学堂诞生,促使矿业、邮电、航运等近代工业迅速兴起,使湖南成为维新运动中“最富朝气的一省”。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和知行统一的学风在现代同样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毛泽东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普通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产物。

第三,浩然独立的创新精神。

湖湘历代士民身上都焕发着一种不断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使湖湘士民有着自别于他省的浩然独立之根性,关于湖南人的这种“独立根性”,许多学者都作过阐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就说楚人多有极新之思想。著名史学家钱基博(钱钟书父亲)先生也认为湘人“有独立自由之思想”。陈寅恪、鲁迅、钱穆、陈独秀等大学者都对湘人的独立创新精神多有赞誉。有浩然独立的创新精神,才会有求新求变的变革胆略,才会有卓然独立的思想言行。以谭嗣同为例,钱穆认为谭嗣同所著的《仁学》,其宗旨就在于“冲决网罗”。在维新运动中,谭嗣同高呼“变法则民智”、“变法则民富”、“变法则民强”、“变法则民生”,唐才常也高呼“愈变愈新愈文明”、“不变速亡,变则速强”。他们的呼声绝非偶然,而是湖湘文化中创新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当国家处于危亡之际时,这种一往无前的创新精神就成为求新求变的原动力而生发出前所未有的奋发向上的蓬勃朝气。在他们以后的黄兴、蔡锷以及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人身上均焕发出这种浩然独立的创新精神。湖南士民特有的这种“浩然独立”创新精神,成为湖南人民普遍的文化心理状态.它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在今后的岁月里也依然伴随着湖南人向现代化科学化迈进。据有关资料介绍,20世纪下半叶,三湘大地崛起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人才群体,这就是湖南院士群体,从1955年中国科学院选聘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和1994年中国工程院选聘院士以来,全国两院院士已有1000多人,其中湖南院士有102名。不少湖南院士成为了某学科的创始人与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第四,勇为天下先的拼搏精神。

湖南人有着自己特殊的性格,关于这种性格,《史记》称其“骠悍”。《隋书》谓之“劲悍决烈”,正是这种性格演化出勇为天下先的责任感、使命感,使湖南人才群体人格魅力尤为突出。

谭嗣同在戊戌政变后本有机会逃走,但他却慷慨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来,在狱中他欣然留下了千古绝唱:“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唐才常率领自立军起义被捕绑赴刑场时,他“神色不变”、“坦然自若”。唐才常之弟唐才中被捕后受酷刑,被打得血肉模糊,十指见骨,但仍“意气自若,谈笑如平生”;近代以来,为唤醒国民而蹈海的湖南人就有5位,即陈天华、姚洪业、杨毓麟、彭超、易白沙。20世纪初,杨度曾写过一首名闻天下的《湖南少年歌》,很自豪地吟咏道:“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首诗很形象地反映出湖南人对捍卫和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陈独秀在20世纪初也曾盛赞湖南人的精神,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他称赞道:“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体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陈独秀对湖南人不怕牺牲、勇为天下先的精神看得清清楚楚。后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卓越的军事家彭德怀、贺龙等又何尝不都是能打硬仗、不怕牺牲、勇为天下先的英雄呢!最近中央台播出的电视剧《长征》,把毛泽东、彭德怀等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也可谓是对湖南人这种精神的一个很好说明。诚如陈独秀、梁启超等人所评价的那样,湖南自古至今,经世济国、洋务自强、维新变革、革命救国的人才群体一批批涌现,举世无出其右。每次革新都呈现出“湘人靡役不从,儒身殉国,前仆后继”的一派英雄气概。

第五,海纳百川的融合精神。

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以能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正是由于她具有融汇百家、兼收并蓄的融合精神。湖湘文化兼收并蓄的精神表现在众多方面。她表现在湖湘学者与不同学派之间学术思想上的沟通与融合,还表现在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与融合。朱熹和张在岳麓书院举行的著名的“朱张会讲”,使湖湘学兼容诸学之长,学问更趋精粹。宋代至清代,我国学术有过两次大的学术综合。一次是儒融佛道而产生新的儒学即理学,另一次是明末清初的学术大总结。开创理学的是湘人周敦颐,明末清初实现学术大总结的也是湘人王夫之。实现这两次学术大综合的都是湘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湖湘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融合精神的结果。作为古代湖湘学术重要基地的岳麓书院,也历来有兼容众家之长的学术传统。如岳麓书院所开课程的经史、礼乐、兵农,几乎无所不包。明代山长陈论还在岳麓书院刨射圃,对学生进行军事教育。

近代以降,当西方列强用先进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时,首先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依然是湘人魏源,而最早将这一口号付诸实践则是曾国藩、左宗棠。20世纪初,湖南人的足迹遍及日本及欧美各国,对于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精华,丰富湖湘文化内涵,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统计,当时中国留日学生2395人,湘籍学生即达373人。1919年到1929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者约1600人,湖南达346人,居各省之冠。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浩浩荡荡的中外新思潮涌进湖南,以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选择,他们吸收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湖湘文化中这种能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使湖湘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总是能喷发出勃勃生机,总是有强大的生命力。

本文从以上五个方面探讨了湖湘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湖湘人民。仅看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人物,就可见湖湘文化的人文精神对人才塑造的巨大作用:在第一届中共中央52位领导人中,湖南就有l0人,占19.2%;10大元帅中,湘籍有9人;10员大将中,湘籍有6人;57名上将中,湘籍有19人。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八个字可谓历久常新!

今天,人类已进入新的世纪。我们要创建具有时代特色的先进文化,就必须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何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如何使湖湘文化在新世纪中更加璀璨,这是我们的重要历史使命。我们既不能为湖湘文化曾有的辉煌而盲目陶醉,也不必为湖湘文化曾出现过的局限而忧虑,我们所需要的是大力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丢弃其中的糟粕,以超迈前古的大度,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湖湘文化必然会有更加灿烂的明天。

湖南大学党委书记刘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