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研究:三十年学术史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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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栻(1133一1180),字敬夫,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及文学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并称“东南三贤”。张栻一生勤政爱民,创办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奠定了湖湘学规模并使之发展到鼎盛阶段,在中国哲学、教育及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张栻及其思想获得学界较多关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近30年来有关张栻研究的论著近百篇( 部) 。今年恰逢张栻诞辰 880 周年,为了更好地推动张栻及其思想研究,笔者拟就近30年来的张栻研究作一简要回顾,挂一漏万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著作方面,目前仅有两部。蔡方鹿《一代学者宗师——张栻及其哲学》(巴蜀书社,1991年)是张栻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专著。该书对张栻生活的时代背景,生平与著作,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张栻与朱熹论辩及哲学异同,教育思想,张栻地位和影响等作了客观评述,充分展示了张栻思想及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与成就。陈谷嘉《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一书论述了张栻生平,本体论的逻辑结构体系,认识论思想体系特色,人生哲学,圣德王功之学,道德学说及道德规范系统,教育思想,湖湘学派及其学术特色等问题。这两部著作为我们研究张栻提供了诸多借鉴与参考。此外,近30年来学界从不同视角对张栻进行了全面细致地探讨,以下分五方面概述。

一、张栻哲学思想研究

 

  (一)张栻哲学思想总体研究

   张栻是南宋著名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蔡方鹿(《试论张栻的哲学思想》,《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6期)较早阐述张栻哲学思想,从“理”和“心”两个范畴入手,具体分析了张栻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并认为张栻理学体系受《周易》影响,具有辩证法思想。刘蕴梅(《论张栻哲学的特点》,《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从宏观视角综论张栻哲学,认为张栻以二程理本论为正宗,又突出“心”的主宰性,既讲格物就是“存本心”,又强调“非躬行实践莫由知”,既重义利之辨又不尚空谈。王丽梅(《张栻哲学思想研究》,湘潭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从太极本体论、居敬主一的工夫论、纯粹的性善论、独特的义利观、互发并进的知行观五方面分析张栻哲学思想,认为张栻对宋明理学及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秦伟明(《张栻辩证法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从阴阳相交、道器不离,义利统一、王霸互用,知行互发、重在躬行,居敬穷理、循序渐进,无适无莫、惟中则止等方面分析张栻哲学中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张栻的辩证观对宋明理学,乃至后来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而独特的贡献。

  (二)张栻理学思想研究

张栻作为南宋理学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尤受学界重视。卢钟锋(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分析了张栻宇宙论,“明义利之辨”等理学特色,认为张栻在理学方面的建树体现为:“发明天理而见诸人事”;论“持养”本诸“省察”,注意“涵养工夫”,重在“力行”;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蔡方鹿(《张栻与宋代理学》,《船山学报》,1988年第2期)从张栻确立湖湘学派,与朱熹相互辩难中发展二程学说,论述并丰富宋代理学的一系列范畴和重要理论三方面概括了张栻在宋代理学中的地位。邢靖懿(《张栻理学思想》,河北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则认为张栻理学体系包括异取同体的本体之思,性无不善的性体论,居敬穷理的工夫论,相须互发的知行观,同行异情的义利之辨。其理学具有开物成务的经世特质,具体包括“体用一源”的经世基础,“道德性命不外乎日用之实”的践履工夫,“学贵力行”的治学方法,治国济民的治世理想,排佛继圣的卫道精神等。

在张栻理学思想中,工夫论与伦理思想是紧密结合的两方面。功夫论方面,王丽梅(《“己丑之悟”新考:张栻晚期工夫论》,《求索》,2006年第4期)认为张栻工夫论是一个完整的、前后相续的动态系统,“察识端倪”说是其早期工夫论内容,察识与涵养相须并进则是其晚期的工夫论思想。伦理思想方面,何英旋(《张栻伦理思想研究》,中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指出张栻伦理思想的基础是太极说和性本论,其内容包括理欲义利观;内圣外王,修德立政、德本刑辅,先教后刑、勤政爱民,整肃吏治的德治思想;传道济民,成就人才、儒学经典,日用伦常、格物致知,知行互发的书院道德教育。汤宽新(《张栻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亦指出张栻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太极、理、性及心,内容包括义利思想、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思想。

此外,仁学思想也是张栻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苏铉盛(《张栻早期仁学思想考》,《孔子研究》,2003年第5期)考述了张栻早期仁学思想,认为张栻一直关注、探索仁的问题,并形成了“求仁之方”的特点。曾小明,肖永明(《张栻仁学的发展》,《湖湘论坛》,2008年第1期)论述了张栻仁学思想的发展,早期仁学直接来源于胡宏,强调识仁,注重知觉言仁;后期仁学得益于与朱熹的论辩,主要表现在《仁说》一文。

  (三)张栻易学思想研究

张栻易学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秋丽(《张栻易学思想初探》,《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认为张栻易学思想既有义理易特色,也有象数易内容,张栻对太极、阴阳等范畴的探讨也具有独创之处。蔡方鹿(《张栻易学之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6期)认为张栻易学的基本架构是以太极为宇宙本体;其特色是认为阴阳作为天之道,乃形而上者,非形而下;其突出特点是通过阐释《周易》而展开对道器关系的论述。

  (四)张栻其他哲学思想研究

1、张栻佛教观研究。佛教是宋代许多儒生“继往圣之绝学”的重要方式。在张栻著作中,也有一些关于佛教认知、理解和评论的言论。王煜(《胡宏、张栻与魏了翁对佛教的批叛》,《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认为张栻继承胡宏的观点从怀抱民族主义捍卫儒学的角度来批判佛教。李承贵(《张栻佛教观探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指出张栻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主要表现在对佛教影响状况的评论和对佛教教义异于儒学方面的深刻揭示,并提出了“反经”和“固本”作为消除佛教影响的策略。叶文举(《张栻佛学观考述——兼论张栻眼中的儒、释差别》,《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认为张栻对佛学持彻底否定态度,其佛学观建立在儒释思想比较分析的基础之上,并以自身理学中的“仁说”“格物致知”“居敬主一”等思想消解释氏,目的是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抵制释氏对儒学的侵入。

2、张栻儒学思想研究。有对张栻《四书》思想的研究。肖永明(《张栻之学与<四书>》,《船山学刊》,2002年第3期)认为张栻对《四书》思想资料非常重视,《四书》是其思想学术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学术依托,其本体论、人性论、义利观、理欲观、道德修养论的建构,是与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对张栻《论语解》的研究。《论语解》是张栻在二程之言基础上对《论语》所做的进一步引申和发挥。唐明贵(《张栻<论语解>的理学特色》,《哲学动态》,2010年第8期)通过《论语解》分析张栻理学特色,认为张栻将《论语》视为学术思想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其本体论、仁学思想、人性论、工夫论、知行观、义利观的建构,都与对《论语》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肖永明(《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认为张栻对二程推崇备至,书中大量引述和发挥二程之言,宗奉二程特点十分明显。同时,张栻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有对张栻《孟子说》的研究。何兆泉,胡晓静(张栻<孟子说>及其思想探析》,《求索》,2011年第6期)认为张栻《孟子说》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心性论等各方面均有发明创获,也反映出与朱熹思想的具体差异。有对张栻君子观的研究。中国历代儒家学者,几乎无人不谈圣贤君子问题,张栻对君子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张守慧(《张栻君子观之探析》,《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从君子的严以律己、君子与仁、君子与德、君子与居敬、君子与道、君子与理、君子与义利之辨、君子言行与对人等方面分析了张栻的君子观。

二、张栻教育思想研究

张栻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在湖南创办城南书院并主教岳麓书院。同时,他还到广东、江西及广西等地授业讲论,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教育思想。

(一)张栻教育思想总体研究

沈清华(《张栻教育哲学的心性论》,《江西教育科研》,1995年第2期)论述了张栻教育哲学的心性论问题,通过心性论,张栻实现了从宇宙论到教育论的过渡,为其教育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王丽梅(《论张栻的教育思想》,《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教育文化版)认为张栻教育思想体现在,提出“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以儒家经典和天下万事万物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采取了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为个体科研能力和实际能力的培养打下了坚实基础。王改凌(《张栻教育思想形成因素探析》,《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认为张栻面对儒家伦常道德严重衰颓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明人伦”,“传道济民”的办学宗旨,形成了与官学迥异的教育思想和教学特色。罗新莉(《略论张栻教育思想》,《湘潮》,2011年第5期)认为张栻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理学,重在明人伦,辨义利,其教育思想体现在:其一学习要先立志、应明辨义利;其二学习“务实”,“渺茫臆度,更无讲学之功;其三学习应循序渐进,推崇古人的小学、大学之序;其四学习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不可轻易间断。

  (二)张栻书院教育实践与思想研究

1、张栻书院教育实践研究。学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蔡方鹿(《张栻与岳麓书院》,《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4期)认为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是其一生中的重大活动,他以书院为基地,教学授徒,著书立说,传播爱国主义精神和重行惟实的思想;在同朱熹的辩学中发展了理学,对促进湖南、四川乃至全国文化、学术、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黄赐英(《张栻主教岳麓启示略谈》,《船山学刊》2002年第4期)认为张栻将教育新理念注入岳麓,无论在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上,还是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不同于以往的书院教育。会讲制度由张栻首创,是一种把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相结合的典型模式。姚艳霞(《张栻主教岳麓书院的特点及其现代启示》,《大学教育科学》,2006年第1期)认为张栻主教岳麓书院的特点是明确“传道济民”的教育目的,提出“学贵力行”的教学特点,教学与学术相得益彰。孙海林(《张栻与城南书院研究》,《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5年第1期)认为张栻创建城南书院并担任山长的8年是其成为哲学家、教育家,位居“东南三贤”,扬名天下的重要时期,城南书院也因此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教育、学术基地。

2、张栻书院教育思想研究。吕红安(《张栻书院教学思想研究》,河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认为张栻书院教学思想形成的缘由是宽松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其书院教学思想的特点有重践履的务实学风,会讲与问难论辩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学以德育为先等,并论述了张栻书院人才培养模式,书院教学过程,书院教学内容,书院教学法思想等。何英旋,吕锡琛(《张栻的书院道德教育》,《湖湘论坛》,2008年第6期)认为书院道德教育是张栻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传道济民、成就人才;儒学经典、日用伦常;格物致知、知行互发等。刘哲明,朱与墨(《张栻的书院教育思想及其传承》,《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指出张栻在城南书院的八年教育实践,形成了性善论的教育思想,确立了传道济民的人才培养目标,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治学方法,这些积淀了城南书院教育圭臬,历经千年,被湖南一师早期师范教育传承发扬。

三、张栻与湖湘学研究

张栻生于四川,但长于湖湘,在衡山拜理学大师胡宏为师,后创办城南书院,又主持岳麓书院。他通过讲学交流与学术辩难,奠定并扩大了湖湘学派规模,推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

学者们普遍认同是张栻推动湖湘学达到鼎盛。陈谷嘉(《论张栻的本体论的逻辑结构体系—兼论湖湘学派理学思探的特色》,《孔子研究》,1988年第4期)通过分析张栻的本体论的逻辑结构体系,指出在理学阵营中颇具特色的湖湘学派开创于胡宏,确立而被称之为“湖湘学最盛”的则是张栻。蔡方鹿(《张栻与湖湘文化》,《湖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通过梳理张栻在湖湘的学术活动及教育思想与实践,张栻与湖湘学派及宋代理学的关系,认为张栻创建城南书院,主教岳麓书院,对湖南教育、理学、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向世陵(《张栻论天人合一的主体实现》,《孔子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南宋乾淳年间,湖湘学派由于张栻的努力,达到了鼎盛阶段,成为当时理学的第一大学派。王立新(《兴衰已逝,遗韵长存—湖湘学派及其历史分期》,《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认为南宋乾淳时期是张栻成为湖湘学派学术领袖的时期,这一时期湖湘学派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湖南长沙成了当时全国最令人瞩目的思想、学术基地。许卿彦(《张栻的思想及湖湘学派的衰落》,《船山学刊》,2011 年第3期)认为湖湘学派是宋代学派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但当张栻死后,湖湘学派却迅速的衰落下去了。

此外,张栻在湖湘学同其他区域学术沟通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周群华(《张栻与王闿运—蜀湘学术文化交流与书院教育》,《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第3期)认为张栻在岳麓书院传播、灌输务实学风,历经元、明、清三代,已经在湘楚文化中扎下了根基,而且对湘、蜀两省的学术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蔡方鹿(《张栻、魏了翁的实学思想及对湘蜀文化的沟通》,《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认为张栻、魏了翁作为蜀籍学者,又长期在湖湘地区活动,沟通了湘蜀两地的文化,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四、张栻与朱熹交谊研究

朱熹是南宋时期闽学的代表人物,而张栻则是湖湘学派的代表。朱、张二人年龄相仿,且有相同的学术渊源和人生经历,故两人结下深厚的学术友谊。陈谷嘉(《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认为朱熹和张栻是“同归而一致”的道友,一是有共同的学术背景和思想渊源;二是有相同的哲学理论构架和思想内容;三是有相同的道德修养工夫;四是有共同的伦理观念。鲍希福(《张栻朱熹论心性》,《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2期)通过分析张栻和朱熹讨论“心性”问题的内容,认为二人交往密切,他们在讨论过程中各自获益匪浅。陈代湘(《朱熹与张栻的学术交往及相互影响》,《东南学术》,2008年第6期)通过梳理朱熹与张栻的三次会面,论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学术交往,揭示了二人之间的学术渊源以及二人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

朱、张二人也有许多思想分歧。王丽梅(《察识与涵养相须并进—张栻与朱熹交涉论辩管窥》,《孔子研究》,2006年第4期)便透过朱熹与张栻的交涉与论辩论述了张栻工夫论思想。徐斌成(《试论张栻与朱熹哲学思想之歧见》,厦门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从本体之歧、中和之辩、仁之缴纷三方面比较了朱熹与张栻哲学思想的异同,并从他们的差异性中透视出思想的融合和交流,从反复的论争中看出理学大家的成长历程。陈代湘(《朱熹与张栻的思想异同》,《湖湘论坛》,2010年第1期)探讨了朱熹与张栻的思想异同,相同点是:在性之善恶问题上,都认为性为至善,在心性关系上,都认为心统性情或心主性情。在对仁的解释以及涵养识察之先后问题上,二人都存在一致或相近的看法。不同点有:对太极的解释上,朱熹认为太极即理,张栻则认为太极即性,对心的主宰性认识上,朱熹把心的主宰性只限于性、情,张栻则把心的主宰性放大为对宇宙万物的主宰。张体云(《张栻与朱熹诗比较研究》,湘潭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则从诗歌修辞、诗歌思想主题及诗歌意象、意境与表现手法等方面比较了张栻与朱熹诗歌各自的创作特色和风格。

张栻和朱熹作为当时两位理学领袖,对诸多学术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二人关于“仁”的辩论广受学界关注。蔡方鹿(《朱熹和张栻关于仁的讨论》,《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认为朱熹和张栻关于仁的讨论主要是围绕仁与爱、仁与心、仁与公,仁与义礼智等问题展开,两人的观点由不合到合,最后对仁的认识已基本倾向一致。田静(《朱熹和张栻关于“仁”的辩论》,《青春岁月》,2011年第12期)分析张栻和朱熹关于“仁说”辩论的主要分歧体现在“观过知仁”,“以觉说仁”,“视物为心”,“公为仁之体”以及仁义礼智等五方面,二人的论辩不仅体现出他们的思想差异,而且也反映出闽学和湖湘学派的思想分歧。许家星(《朱子、张栻“仁说”辨析》,《中国哲学史》,2011年第4期)认为朱熹与张栻各自作有《仁说》,彼此内容有同有异;张栻始终坚持“心之道”说,朱子在己丑年间亦采用该说,壬辰前后采用“性之德”说,癸巳后完全确定为“心之德”说;张栻在名义剖析上受朱子影响,朱子则在为仁工夫上受张栻影响。故朱、张“仁说”并无“胜负”之分,二贤在切磋砥砺中仍坚持了各自的学术立场,为儒家仁学的发展作出了各自贡献。苏铉盛(《朱子与张南轩的仁说论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论述了朱熹与张栻两人仁学思想的相互影响和比较,认为对“天地之心”的不同理解是朱张仁说分歧的起因。

五、张栻文学成就研究

张栻不仅在理学领域建树颇丰,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除了《南轩易说》《论语解》《孟子解》等理学著作及表奏、书信、序、铭、记、说等应用文体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故其文学成就广受学界关注,其中宁淑华对此用力最多。她在介绍南宋湖湘学派的文学成就(《南宋湖湘学派的文学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时详细论述了张栻文学思想是理学家的文学观和教育家文学观的合一,持“文妨于道”思想,论文尚平和之气,强调含蓄有味,其作品以论学为主,表现出“知道而健于文”特色,文风和平含蓄。同时,她(《论南宋湖湘学派文学的共同特征》,《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7期)认为包括张栻在内的南宋湖湘学派文学的共同特征是重道轻文的文学观念,论道论学的本色追求,慷慨论政的经世趋向。此外,她(《论张栻山水诗的辋川遗韵》,《社科纵横》,2009年第7期)还分析了张栻的山水诗,探讨了其与王维山水诗之间的关联,并对张栻诗歌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杨平(《张栻诗歌研究》,赣南师范学院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则从诗学观念、诗歌内容以及诗歌艺术风貌三方面论述了张栻的诗歌成就。李明原(《张栻诗歌与诗学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从诗学思想、诗歌题材分类与思想内容、诗歌艺术风格、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以及诗歌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张栻诗歌及诗学思想。

张栻理学对其文学的影响也受到了学界关注。冯伟(《张南轩理气诗论》,《中国韵文学刊》,2003年第1期)认为理学大家兼诗人张栻要求诗歌应在“贯道明理”的基础上,表现出诗人“兼济天下”之志,雅正、无邪,其理气诗风格平实又不失高远,将“哲学诗化”,继承、发展了邵雍的理气诗,深远地影响了后代的理学诗人。石明庆(《理学诗论与南宋诗学》,南开大学2003学位论文)论述了张栻的诗学思想,认为在文道关系上,张栻主张斯道即是斯文,重视诗文的教化世用;主张以心性修养提升诗文品格,用“学者之诗”概括理学体诗以及吟风弄月的诗情与平淡闲远的诗歌审美理想特色。王利民,陶文鹏(《杞菊之眷·遂初之求·舞雩之风—简析张栻辞赋的哲理内涵》,《船山学刊》,2009 年第2)考论了张栻仅存的三篇词赋,并紧密结合张栻理学思想阐述其基本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陶俊(《从张栻“学者之诗”看理学对诗歌的积极影响》《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考察了张栻提出“学者之诗”的时代背景与理学根源,认为张栻用“学者之诗”干预和提升诗歌实际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学者之诗”的历史功绩应该辩证地看待。杨平、李萃茂(《植根于道:张栻“学者之诗”的内涵》,《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分析了张栻“学者之诗”概念下所要求的美学效果的具体内涵,认为“学者之诗”根源于理学家所标举的“道”,以将“道”传达给读者为旨归,因而极力淡化诗歌本身的审美特性。另有学者分析张栻文学与地域的关联。如杜海军(《张栻的入桂与文学创作》,《东方丛刊》2007年第3)论及张栻在为官桂林时的文学创作,从诗和文两方面简要评价张栻在文学上的贡献。

六、余论

   

   张栻作为南宋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自宋以来历代均有学者用力于此。上世纪中期,国内各种政治风波影响了张栻研究的进程,近30年来,张栻研究方不断深化和拓展。对张栻研究的回顾,有利于全面深入探讨张栻思想及南宋历史发展的某些面相。30年来学界探讨了张栻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张栻与湖湘学,张栻与朱熹及其文学等内容,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是已有研究和张栻在南宋各领域的全面表现相比,显然还不相称,尤为遗憾的是,目前有关张栻的专著也仅有2部。另一方面,研究内容的重复性及不平衡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诸如学界对张栻哲学、张栻与朱熹的关系,张栻与湖湘学等几方面研究的论文颇为集中,其中不乏重复之作。因此,要将张栻研究进一步深入,学界同仁应广泛阅读和爬梳各种宋人文集及地方史料,从张栻士人身份出发。就本人粗浅认识,以下三方面还有待深入:

一是张栻师承关系、交游情况研究还需拓展。张栻作为宋代湖湘学派的中流砥柱,对湖湘学影响深远,学界对此关注甚多。但宋代湖湘学由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创,张栻作为胡宏最出色的学生,集众家之长,使湖湘学得以快速发展。所以,细致梳理张栻师承关系对理解张栻及湖湘学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学界虽有论及,但尚不深入。此外,张栻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他在南宋学术、思想、教育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加之张栻待人以诚,学识广博,故交友众多。据张栻所撰诗词、墓志铭、序文、书信等粗略估计,与其往来的友人当有数百之众。学界目前对张栻交游研究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张栻与朱熹的学术交往上,而对张栻与南宋其他理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以及各阶层人士的交往情况则关注甚少。应该说,张栻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以及文学成就的取得,不仅来源于自身努力,家学渊源,与朱熹的交往论辩,而且与其师承,与各阶层人士的广泛交往密切相关。此外,关注此方面内容,不仅有利于全面推进张栻研究,而且有利于深化南宋史研究。

二是张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尚需努力。张栻一生写过大量著作,因各种原因散佚虽多,但流传下来的著作亦有不少。1999年,杨世文、王蓉贵校点的《张栻全集》(长春出版社)是有史以来对张栻著作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整理,对推动张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邓洪波又整理出版《张栻集》(岳麓书社),收录《论语解》、《孟子说》、《南轩文集》三种著作,有力地推动张栻文献及湖湘学研究。但值得注意是,宋人文集丰富,与张栻交谊的南宋士人数量又多,故张栻作品不免散见于各类文集之中。如杨世文、苏铉盛及苏费翔等学者对新近发现的张栻《太极图说解义》撰文考论。另外,笔者在翻阅杨万里《诚斋集》及周必大《文忠集》等南宋时人文集时亦发现较多张栻的书信内容。所以,广泛搜集各种相关文献,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张栻有重要意义。

三是学界对张栻研究应采取多种研究方法。张栻是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尤其其理学思想较为深邃,故张栻研究既是历史学研究,又是哲学史,教育史,思想史以及文学史范畴的研究。因此,对张栻研究不仅需要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还要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如此,张栻研究才会更为全面和深入。

论文题目:《张栻研究:三十年学术史回顾与展望》

作者:邹锦良(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历史学系讲师,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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