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湘共宗南轩学——张栻的历史贡献

蜀湘共宗南轩学

——张栻的历史贡献

（原载于《巴蜀史志》2021年第6期）

杨世文

一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字钦夫，号南轩，又号乐斋、葵轩，学者称南轩先生。宋宁宗时赐谥曰宣，故后世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人。他既是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一代大儒，又是宋代蜀学的杰出代表、湖湘学派的灵魂人物。在当时，他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先生”，而影响居首。张栻的著作，据朱熹所作《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说：“平生所著书，唯《论语说》最后出，而《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传》为成书。其他如《书》、《诗》、《孟子》、《太极图说》、《经世编年》之属，则犹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现存张栻的著作主要有《南轩易说》五卷、《论语说》二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太极解义》一卷、《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一卷、《南轩先生集》四十四卷。中华书局2015年出版了《张栻集》五册，为目前收录张栻著作最完整的本子。

绵竹张氏是唐宋名族，远祖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西汉开国功臣留侯张良，世代传忠孝家风。唐代张九龄、九皋兄弟亦声名卓著。九皋后人定居于蜀，张浚、张栻即其后裔。在南北宋之交，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华文明遭受严峻挑战，张浚以天下为己任，扶大厦之将倾，帮助赵构重建南宋，抵御外侮，使文明得以延续。张栻其父张浚乃南宋初抗金名相，在南宋初的历史地位，堪比东晋的王导。宋高宗曾说，朝廷中有才而能办事的人固然不少，但论孜孜为国，没有人可与张浚相比。与张浚同时的著名宰相赵鼎称赞张浚有“补天浴日”之功；朱熹称张浚“勋存王室，泽被生民，威镇四夷，名垂永世”。民族英雄岳飞是张浚的爱将，岳飞之孙岳珂称赞张浚“出入将相，垂四十年，忠义勋名，为中兴第一”，所言当为的论。

隆兴和议之后，迎来了近百年的和平战略机遇期，这为经济文化的再次发展创造了条件。宋孝宗在位的27年时间里，政治比较稳定，边境比较平静，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宋孝宗不仅慎选烦官吏，注意吏治，还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史称“乾淳之治”（乾道、淳熙是宋孝宗的年号）。这个时期也迎来了宋代第二个文化发展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庆历之际），学术思想界极为活跃，在宋学内部产生了众多的学派，如胡宏、张栻的湖湘之学、吕祖谦的金华之学、陆九渊的江西之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叶适的永嘉之学，以及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他们互相切磋，往复辩论，使儒学得到新发展，重新注入了活力。此外象陆游、辛弃疾、范成大、杨万里、周必大等文学巨匠，亦群星闪耀。他们是“乾淳文化”的代表人物，而张栻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张栻幼承庭训，常随侍其父左右，得父为人为学之要旨。后来又师承胡宏，传周敦颐、二程理学之精义，并加以推阐发扬，开新启后，终成一代名儒，使南轩之学与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陆九渊为代表的江西学同时并立，蔚为冠冕。

张栻早年随父往来大江南北以及福建、广东各地，后来长期居于长沙，又宦游于浙江、广西、湖北，在江陵去世。在居长沙期间，他往来于城南、岳麓，讲学于二书院之间，从此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名盛一时，从游之士、请业问学者众至千人，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当时，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朱熹主教白鹿书院、吕祖谦主教丽泽书院、陆九渊主教象山书院，形成“乾淳之盛”的局面。而以张栻为核心的湖湘学渊源最正，影响最大。张栻为一代学者宗师，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以至于当时学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朱熹《答刘公度》）。当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而其核心人物、学术领袖当为张栻。学者认为“若论学术建树，张栻其实并不在朱熹之下”。朱熹甚至不远千里前来潭州（长沙），向张栻求教，二人会讲于长沙，时间长达两月，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的新风。各地的学人闻风而至，听者甚众，盛况空前，史称“张朱会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朱熹对张栻的学识极为推崇，在赠张栻诗中称：“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还预言“万化自此流，千圣同兹源”（朱熹《二诗奉酬敬夫赠言并以为别》），奠定了张栻和朱熹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两大名人的地位。

二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涌现过不少著名的父子名人，有的传承家学，有的并为文宗，有的继为将相，共同谱写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史。张浚、张栻父子，一为中兴名臣，有“补天浴日”之功，一为“道学宗主”，传千年不绝之道。父子二人不但在身前大名鼎鼎，身后也是万古流芳，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值得后人景仰。他们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学习。

张栻留给后世的历史文化遗产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理学、政治、哲学四大遗产，因此张栻有四重身份：教育家、理学家、政治家、哲学家。

一是作为教育家的张栻，给后世留下了许多教育遗产。从先秦开始，儒家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教育宗旨，注重培养仁智统一的贤人君子，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这种教育传统的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德性教育，重视人格培养，重视对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强调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在继承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张栻做了新的阐发。首先，张栻认为学须“立本”，这个“本”，就是“明天理”。四德、五伦属于天理，都是先天所固有的，但因为“局于气禀，迁于物欲”，而造成“天理不明”（《郴州学记》），因此，需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来穷其天理，复其本性。这就是人为什么需要接受教育的原因。其次，在教育的作用上，张栻强调“学以成身”，也就是完善自身的人格修养，这就需要通过教育变化气质。再次，在教育的目标上，张栻提出了“学所以明万事而奉天职”的思想（《静江府学记》）。所谓“万事”，即人类社会中的万事万物，当然包括德性与知识两个方面，而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明人伦、知礼义、辨义利，归根结底，在于“成才善俗”。最后，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上，张栻反复强调教育除了获取知识（致知）之外，更重要的是识得“天理”，讲明“人伦”，培养健全的人格。“知”和“行”并非二途，而是内知、外行，知行互发，故“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张栻的明伦教育理念，重视人格培养，提倡仁智并重，而以“成才善俗”为最终目标，将教育的本质落实在促进人的发展、社会的和谐。自西学东渐以后，传统伦理遭到极大的冲击，以“明伦”为特征的儒家教育理念逐渐被抛弃。新式学校偏重知识教育，忽视人伦教育，虽然带来了科技进步，也造成随之而来的道德滑坡、家庭解体、社会失序等一系列问题，这应当引起全社会反思。张栻的明伦教育主张，正可以为当今教育提供一些借鉴。

二是作为理学家的张栻，为中华思想文化宝库增添了光彩，被后世称为“一世道学之宗主”。张栻继承发展了胡宏的“性本”论，重新梳理并论证了太极与性、气、心、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太极与心在理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进行了阐发。“性”与“太极”是张栻理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在张栻那里，“性”是宇宙本体隐微未发的状态，“太极”则是宇宙本体流行发用的显现，“性”与“太极”实际上是既一而二，既二而一。“性”和“太极”既被看成是宇宙的本体，也被认为是道德的本体。作为“性”与“太极”所化生的万物之灵，人从生命开始之时就具有了“性”与“太极”所赋予的全体至善之性。如果说“太极”侧重于说明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那么“天理”则在于说明人类社会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在张栻的思想中,“天之理”又与“人之事”是相即不离的。所谓“人事”，主要是人伦之事。“天理”体现在每个人的身上,就是仁义道德等人伦之理；体现在社会生活当中，就是反映社会秩序的礼。这样，“理”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总根源,而且也是社会伦理规范的总原则。道是“正理”，反映在人类社会之中，即“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与社会规范。在张栻看来，人类社会中的“治道”应当顺应天道，符合天理。天理、天道，构成治道的根源，也是张栻政治哲学的本体论依据。万事万物各有其道，符合天理，如果循道而行，则各得其所，否则就会乱套。其次，张栻受胡宏的影响，重视“心”的作用，后来提出“心主性情”之说，强调“心”对性情的主宰作用，突出“心”的认识功能和道德意义。在张栻那里，“心”又可以称之为“良心”，这是一种内在的纯然道德本心，可称为“仁心”。它是“人心、道心”的结合，“心”与“理”的结合。这种本然之心虽然至善至纯，若为物欲所蔽也会放失。因此需要操存涵养，以复本心。

三是作为政治家的张栻，其政治实践、思想建树也不容忽视。张栻对孔孟的治国理政思想深信不疑，并将其贯穿于自己政治实践之中。他在自身的理论建构中，也深入思考了治道与治术问题，阐发政治哲学思想。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精神的治国理政主张。儒家的德治、仁政、民本思想，在张栻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张栻的政治哲学有体有用，道术合一，特色鲜明。首先，张栻把“君心”看成是关系到国家治乱的大本大原，因此要时刻“格君心之非”。再次，张栻崇尚的是一种“不言而信、不令而從”的理想政治。这种理想政治状态的达成，不靠刑罚政令，靠的是施政者人格典范的感召而致。因此，“修身正己”是政治的起点。又次，关于德、刑先后的问题，张栻受传统儒家影响，认同德教、礼教是治民的大本大原，而政令、刑罚只能作为治民的辅助工具。张栻认为施政者不能一味采取刑罚政令等高压手段去解决纠纷，应当注意对百姓的教化和疏导，并找出发生纠纷的原因。要消弥这些纠纷，就得“正本”，除了实行教化之外，还要注意消除贫困，解决民生问题。最后，在治术上，张栻提倡“儒者之政”。认为“儒者之政，一一务实，为所当为，以护养邦本为先”（《与施蕲州》）治国理政，不能急功近利，要以民心为本，勤加养护。施政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因小失大。正确的方法是要摆正心态，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守纲纪法度，实现政治的可持续性。要给老百姓带来实惠，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

张栻认为，君子于天下之事无不当究，故应当知兵。其五，张栻认为军事关系到“生民之大本”，而“兵政之本在于仁义”。战争的关键在于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要将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作为一件事情来对待，不可偏废。军事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要落在实处，而不能做表面文章。要整顿军政，优选将帅，信赏明罚。边防要未雨绸缪，修堡塞，利器械，察微虑远、固本防患，为久远之谋。帅臣要以固结民心为本，欲复中原之地，先要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要得吾民之心。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不尽其力，不伤其财”而已，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爱惜民力。

四是作为哲学家的张栻，他所建构的“性本论”哲学思想体系，为南宋以后湖湘文化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宝库，对此，学者论述已多，兹不赘述。张栻论道，植根于儒家传统，重视“仁道”，仁为“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体现在人，即所谓仁。张栻的“儒家之道”即为“仁道”，并从此出发，重视“道”的实践性，强调其经世之用，反对“慕高远而屑卑近”，认为如此则“将终身无所进益”。知与行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宋明之际的哲学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张栻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论述，精到而深刻，突出了蜀湘学术的特色，在当今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

三

张栻以理学思想治国，明于义利之辨，重视民生，勤政为民；加强民族团结，使边民和睦相处；重实事实功，整治贪腐；主张经世致用，躬行践履。当他去世时，“柩出江陵，老稚挽车号恸，数十里不绝”，说明张栻施政深得民心，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怀念。朱熹在祭文中写道：“惟公家传忠孝，学造精微。外为军民之所属望，内为学者之所依归。治民以宽，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里辉映。自我观之，非惟十驾之弗及。”足见张栻在当时享有崇高的盛誉。

南轩之教导源于蜀中，兴盛于湖湘，再传于四川。张栻作为蜀人，长期在湖南一带活动。他讲学于岳麓，传道于二江，湘、蜀门徒之盛，他处不能相比。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见处高，践履又实”。在张栻的影响下，涌现出一大批学有成就的弟子，据《宋元学案》记载，有名有姓的就有60多人。其弟子不限于湖湘一地，其家乡四川也有不少学人慕名而来，学成后又返蜀讲学，在蜀地传播张栻的思想，扩大了南轩之学的影响。全祖望指出，张栻的巴蜀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如宇文挺臣(宇文绍节)、范文叔(范仲黼)、陈平甫(陈概)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兼山(黄裳)、杨浩斋(杨子谟)、程沧洲(程公许)砥柱岷峨，“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绪”。而“淳熙、嘉定而后，蜀士宵续灯、雨聚笠以从事于南轩之书，湖湘间反不如也。”可见张栻之学除盛行于湖南一带外，还回传巴蜀，影响了蜀学的发展。经过魏了翁等私淑弟子的传承弘扬，理学在巴蜀逐渐确立了其主导地位。

到了近代，由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物。在这些人物之中，许多跟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有关。如湘军统帅、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就是城南书院的著名学生。曾国藩曾给张栻重修墓园，并在墓碑上篆刻“高瞻远瞩”四个大字。还有中兴名将、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左宗棠，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共早期领导人蔡和森，党的卓越领导人任弼时等，这些响亮的名人都肄业于城南书院。在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就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和李达四位曾在城南书院及后续的湖南一师求学或教学。而明清之际杰出思想家王夫之、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维新变法干将谭嗣同、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宋教仁、讨袁护国的领导人蔡锷等，均出自岳麓书院，或与岳麓书院有渊源。可以说，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是近代湖南人才的摇篮。而这两个书院都拥有一位杰出的灵魂人物和导师——张栻。这些杰出人物在青年时期世界观形成的阶段，都受到了张栻传道济民、成才善俗、经世致用、知行互发等思想的影响。

张栻思想不但在湖南影响深远，在四川也影响了一大批仁人志士。维新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就十分敬仰张栻。现存于张栻故里绵竹南轩中学校内的南轩祠杨锐所题对联，赞颂张栻云：“高天仰北斗，正学崇南轩。”其对张栻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张栻有幸列入第二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可谓实至名归。张栻的许多名言名句，国家领导人也常常引用。如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引用了“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这句话，就出自张栻所著的《论语解·序》。张栻关于修身之道、教育之道、治国理政之道的一些论述，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原载于《巴蜀史志》2021年第6期，有增补）

杨世文，四川大学古籍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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